邓小平: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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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

邓小平
(1950年7月21日)

    在少数民族问题上,我还是一个小学生。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,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。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,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。
    少数民族问题,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,一个是西北,一个是西南。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,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、广西,有几千公里,在这么长的边境上,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。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,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。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,单就国防问题考虑,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。
    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竞有多少,现在还不清楚。据云南近来的报告,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。贵州的苗族,据说有一百多种,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。例如侗族,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,实际上语言、历史都不同。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。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,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,连皮毛还没有摸着。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,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。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,我们可能弄清楚。
    在中国的历史上,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。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,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,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,通过事实,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,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。要使他们相信,在政治上,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;在经济上,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:在文化上,也会得到提高。所谓文化,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,这种历史的隔阂、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,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,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,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。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。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,只能加深民族隔阂,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,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,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。
    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。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,但是我们进军西南,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,提出十项条件以后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?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。我们进去以后,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,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,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,不住喇嘛寺等,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。他们说,我们的军队太好了,老百姓的房子,就是下大雨,不让进就不进,不让住就不住,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。历史上的统治者,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,可是他们只说不做。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,是真正要实行的。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,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。就是要宽一点,这是真的,不是假的,不是骗他们的。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,其力量不可低估。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,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。

 

    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,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,产生过好的影响。长征时,红军经过的地方,如云南、贵州,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,就是在西康,也有一些革命影响。红军北上时,为了自己的生存,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,那时饿慌了,没有办法。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,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,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。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,应当向他们赔礼。这次我们到那里,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,那时把粮食吃光了,心里不愿意,现在了解了。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。
    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,加上今天的工作,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,把各民族团结好。在世界上,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。在中国,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,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,只要我们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,就会把事情办好。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,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。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,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。两个主义一取消,团结就出现了。
    我们进军西南以来,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: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,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。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,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,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,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。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,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,不盲动,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.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,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。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,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,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,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,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。我们确定:在少数民族里面,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,情况复杂,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,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,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。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,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。改革是需要的,不搞改革,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,不消灭贫困,就不能消灭落后.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。
    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,消除隔阂。只要不出乱子,能够开始消除隔阂,搞好团结,就是工作做得好,就是成绩。如果我们患急性病,像在汉族区域一样,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,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,使工作见效,那就非出乱子不可。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,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。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,不能患急性病,来一点“慢性病”没有关系。“慢性病”不会犯错误,急性病就要犯错误,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,这件事情不要怕患“慢性病”。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,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,要稳步地做,摸准情况前进。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,工作也就前进一步。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,但是患急性病,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。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,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,不能把事情搞坏。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,有一个干部出乱子,也可以把事情搞坏。基于这样的想法,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,不在数量而在质量。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,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,不准一个人出乱子。必须保证这一点。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,原因就是工作稳当,这就叫成绩。

 

    那末,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?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,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,否则就要出乱子。举例来说,共同纲领规定,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,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。纲领宣布了,少数民族很高兴,在高兴的同时,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,如何实行。他们要求兑现。如果半年不兑现,一年还不兑现,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。这个政治上的问题,不解决不行。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,比如在内蒙古,这方面是有经验的。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,也有些经验。而在广大的新区,还没有经验,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。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,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。在西康,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“波巴政府”这个名字。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,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。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,我们叫惯了,不等于他们习惯。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,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。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,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,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还保存不保存。县呢?从发展前途看,保存县有好处,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,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?有一个原则,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,另外划。还有,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,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?有的过去打冤家,你打过来,我打过来。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,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,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。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.使他们团结起来,不要再打冤家。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我们派不派干部?派是必要的,但一定要少而精,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,至于用什么名义,这要跟他们商量。我们的同志去工作,是一件苦差事,思想要搞通.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。这一系列问题,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。
    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,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。第一,藏族同胞集中;第二,历史上有工作基础;第三,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,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;第四,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,有一百多人。有这些条件,就能马上去做工作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如果解决得好,可以直接影响西藏。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,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。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。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,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但现在条件不够,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,这对他们更有好处。云南、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。还可;以在联合政府下面,实行小区域自治,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。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,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。

 

    从经济上看,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。比如西康,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。首先是粮食问题,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,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。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,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,而且价钱公道。但是老是这样不行,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。再如市场问题,贸易问题,金融问题等,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,如果不解决,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不把经济搞好,那个自治就是空的。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,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,就会出乱子。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,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第二是进军西藏“不吃地方”。这两条搞好了.才能解决西藏问题,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。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。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.基础不坚固还行吗?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,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,这是不行的。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,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,包括经济政策,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,要区分哪些能用,哪些修改了才能用,哪些不能用。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,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。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,大多住在山上,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,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。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,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,从内地进什么货,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,价格如何,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,这些都要妥善处置。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,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。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,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,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。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,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。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,使他们少吃亏。这样经济就活了,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。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,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,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、工、牧、商等方面发展。
    在文化方面,也有许多工作要做。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。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,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。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,着重宣传民族政策。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。我们不是没有经费,不是其他问题,就是没有人教课。西南人才缺乏,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,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。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。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,那里迫切需要医药。在当前来说,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,卫生工作作用很大。

 

    所有这些事情,政治的也好,经济的也好,文化的也好,现在都要开始去做。所有这一切工作,都要掌握一个原则,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。他们赞成就做,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,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,全部赞成就全部做。一定要他们赞成,要大多数人赞成,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,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,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。为什么?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,由于历史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特点,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。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,影响很小。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,会起很大的影响,现在不起决定影响。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,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,多商量问题,搞好团结,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。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,一切都要落空。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,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。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,而是搞得更坏,不是搞得更快,而是搞得更慢,因为阻力大。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,推动他们进步了,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,这样,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,就要顺当得多。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,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,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。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?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,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.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。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,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。
    附带说一说,有一些特殊问题,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。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,不搞土改。,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,要求土改,而且比汉人还迫切。究其原因,这是很自然的,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,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,而且是山坡地。他们的要求很合理。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、土改,那就是大汉族主义,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。但是这样的要求,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。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,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,就实行减租、土改,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,就不实行减租、土改,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。这就是说,减租、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,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,但必须有一个条件,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,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,而是大多数人要求,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,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。又如,在少数民族地区,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,怎样成立联合政府,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。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,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。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,商量研究,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。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,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。但即使决定正确,如果没有通过他们,也会遭到反对。只要通过他们,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,他们也是会拥护的。
    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,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,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,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,老老实实。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,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,也要老老实实。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,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,容易引起误会,容易犯忌讳,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。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,但是一下学不会,也勉强不得,请他们原谅。这就叫老老实实。这样容易得到同情。我们做政治工作,经济工作,文化工作,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。
    中央民族访问团这次到西南来,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。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、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。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,亲身接触具体情况,会发现许多问题。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,多提意见,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,也比没有意见好。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。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,有什么感觉就跟,当地同志说。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,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,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,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,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。遇到这样的事,你们不要生气,可以给我们写信,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,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。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,我们也告诉你们。这样,依靠同志们的工作,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——民族团结问题,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 

——选自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人民出版社,1994年10月第2版,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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